北国娜拉的流浪者之歌

2020-06-12 21:21 

1918年,《新青年》在“易卜生专号”刊登《娜拉》(即《玩偶之家》)中译本。一个来自挪威的小女子,凭借自我觉醒的革命精神,决然离家出走,敲响男权社会警钟。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民国,娜拉风靡一时,成为妇女解放的楷模、思想解放的先锋。
十五年后……
1931年,一幕现实版的逃婚记在中国北方上演。一个来自呼兰河畔的花样女孩,为了反抗旧式包办婚姻,凭借追逐自由的人生渴望,勇敢冲破封建家庭樊笼,断然离家出走,震惊十里八村。在民风保守的冰封之地,变身北国的娜拉。
她,是北国毅然出走的娜拉——
生逢武昌起义之年,死于香港沦陷之初,
辛亥革命的改天换地,为她打开一扇出逃的窗;
侵华战争的烽烟四起,为她掘下一条流亡的路。
为了爱情,她如飞蛾扑火,燃烧青春的生命以取暖;
为了自由,她似杜鹃啼血,苦吟灵魂的文字以解忧。
——她,就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
北国娜拉的流浪者之歌,早已曲终人散。然而,生死场上的悲声犹在耳,呼兰河畔的悲情犹在目,尘封的往事,并不如烟。她的文名与情殇,她的坎坷际遇和苍凉命运,何尝不是新旧交替、中西交错大时代下,中国女性上下求索解放之路的一个缩影?
娜拉出走之前——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
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童年萧红与母亲姜玉兰
少年萧红
呼兰县龙王庙路南的张家旧宅,萧红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
端午节出生的女孩,似乎注定命运多舛。她是黑龙江呼兰地主家的小姐,本应衣食无忧,却不幸无缘父母之爱。暴戾无情的父亲与冷淡无爱的继母,好似乌云密布的罗网,遮蔽了童年的阳光。性情急躁的生母,亦并未留给她温存的记忆。只有祖父,为她黯淡的童年带来一抹亮色,犹如雪夜的火种、冬日的暖阳:“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一老一少,在后花园享受着天伦之乐,不死的时光,化作永不褪色的田园风光。可惜好景不长,祖父的死,好像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从此,她对毫无温情的家再无可恋。“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注定成为一生故事的伏线。
娜拉两度出走——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桀骜不驯的少女,以离家出走来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在北平,表哥陆舜振成为她的第一个港湾。然而,在断绝经济来源的家族压力下,他舍她而去,传说中情窦初开的恋爱无疾而终。出走的娜拉迫于生存,不得不归家,却变成家族的奇耻大辱。父亲决定举家迁徙以逃避世俗舆论,而她作为家族蒙羞的罪魁祸首,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禁锢之罚。
于是,她再一次伺机出逃,而未婚夫汪恩甲因此成了她走投无路下的救命稻草。人生际遇兜兜转转,无计可施之下,她竟又重投包办婚姻怀抱,与曾经激烈反抗的对象未婚同居。然而,逃婚劣迹使她不再见容于夫家,在经济窘境中,不顾她已然妊娠,他依然始乱终弃,上演戏剧性的失踪一幕,恍若人间蒸发,令她险遭卖身青楼厄运。
娜拉出走之后——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在暗无天日的炼狱,作家萧军如天神般降临,她如蒙大赦。两颗文学青年的心,一见锺情。他视她为“认识的女子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纵使她有孕在身,仍然义无反顾地相爱了。他们在欧罗巴旅馆共赋同居,囊空如洗,食不果腹,却有情饮水饱。饥寒交迫的二人,依偎取暖,彼此共勉,成就文坛珠联璧合的二萧美名。“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蜜运时光。不幸的是,曾经共患难的爱人,却无法同富贵,文坛成名后,反而嫌隙日生。日积月累的背叛与伤害,酿成无言的结局:“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
萧军
萧军、萧红
此时此刻,作家端木蕻良为她提供了避难所,他“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她怀着前任的骨肉再嫁,而他给了她一生中唯一正式的婚姻和名分。她感激他明媒正娶的牺牲,并深感满足。她坦言和他“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 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从相敬如宾的角度看,她多是心想事成了吧,但从相亲相爱的角度看,她又何尝能够梦想成真?纵使是如此卑微的小确幸梦想,也不得不向冷硬的现实低头。无语问苍天,徒叹奈何!
在爱情的岔路口:向左走?向右走?
萧军与端木蕻良,代表了萧红爱情轨迹的“北辙”与“南辕”。
向左走,有毕生刻骨铭心的爱恋。与萧军,识于人生危难之时。在濒死边缘,他是她唯一可以凭借的依靠,无异骤雨中的一处港湾、荒漠中的一方绿洲。他不仅是她的救世主,而且是她的文学导师和精神偶像。他的男子气概,带给她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令她一生贪恋,至死念念不忘。然而,他的大男子主义,以及由此强化的粗暴与轻浮,最终却变质扼杀了她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危机感,排山倒海地将她淹没。曾经的患难与共、曾经的风雨同舟,终究敌不过暴力与外遇的连环摧残。哀莫大于心死,若非完全绝望无望,试问谁会在怀有骨肉之际,挥剑斩情丝?任凭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任凭撕心裂肺,痛彻骨髓。
1938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
1934年萧红与萧军摄于青岛海滨。当时,萧红主编《新女性周刊》,萧军任《青岛晨报》副刊主笔。编辑之余,二萧各自继续写作《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
向右走,有余生云淡风轻的温情。与端木蕻良,识于情感危机之时。在决裂边缘,他是她仅有可能移情的对象,好似漩涡中的一块浮木、暗巷中的一盏街灯。他的温文尔雅、他的浪漫主义、他的善解人意,与萧军形成迥异的对比。最为难得的是,他不仅懂得她,而且赞美她和崇拜她。他的暖男气质,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存在感,令她剎那沉醉,片刻心猿意马。然而,他的小男人作风,以及由此弱化的责任与担当,最终却变相抹杀了她的存在感,取而代之的是无视感,悄无声息地将她搁浅。逃亡路上,他曾经独自登船,将大腹便便的她独留危难之地。生死关头,他一度不顾而去,将性命垂危的她托与友人照顾。情何以堪?
出走的第三条道路:
流浪……流浪……
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萧红未来的恩师鲁迅先生发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直指女性缺乏独立经济地位之要害,预言娜拉出走以后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一语道破残酷现实。
八年后的萧红,在饥寒交迫之下,的确一度步上“回来”的后尘。但旋即再度出走,从此以后,再没有“回来”,也没有“堕落”。兵荒马乱之年,她穷困潦倒过,三餐不继,饥饿到恨不得连桌椅都入口,甚至对不属于自己的大列巴产生非分之想。所幸,她经受住山穷水尽的严峻考验,在文坛开始崭露头角。她日渐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乃至社会地位,一举打破或“回来”或“堕落”的娜拉困局。她改写了娜拉走后的套路式结尾,在“回来”与“堕落”的二元选择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流浪。哈尔滨、大连、青岛、上海、日本、北平、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从北到南,一路迁徙跋涉。
萧红赴日前夕,与萧军、黄源在上海万氏照相馆合影。
爱情与自由,无疑是她生命里的光。她坚信“人生激越之处,在于永不停息地向前,背负悲凉,仍有勇气迎接朝阳。”为此,穷尽一生之力,如夸父追日,以孱弱之躯一直奔跑在路上,追逐阳光梦想,却终不敌顽固宿命,不断遭背弃,不停在流亡。终其短暂一生,两度身怀六甲,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总是试图以后任暂代前任,对爱情的盲从与依附,令人扼腕叹息;半生贫病交加,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总是试图在他乡寻找故乡,对自由的渴慕与追求,令人肃然起敬。情路多艰,命运多舛,空有一身才华,奈何一世飘零,宛若绚烂却寂寞的青天一缕霞。
第二性的魔咒:女性原罪梦魇
“女性所属的范畴处处是封闭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险到多远,她的头顶上总是有天花板,四周总是有挡路的墙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遥远的天上,以至对他来说其实没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间”,在“女性圣经”《第二性》一书中,伏波娃如是说。
在轰轰烈烈的民国妇女解放浪潮中,追求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的时代先声,振聋发聩。可惜知易行难,作为几千年身处弱势的女性,即使在文坛功成名就如萧红,为一代文豪钦点的最有前途女作家,却依然无法冲破第二性的魔咒。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贞节观念,或许早已成为她挥之不去的原罪梦魇。逃婚私奔、未婚同居、有孕再嫁……离经叛道的行为,已然将她钉在传统伦理道德的耻辱架上。而文坛的成就,既无法平息舆论的声讨,也无法弥补情感的失意。
从世俗眼光看,她是不洁的。萧军坦承从未视萧红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个中因由,恐怕与大男子主义者的处女情结不无关系。
左起: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丁玲(后排)。
( 1938年3月摄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从自我审视看,她是自卑的。在饱受萧军婚外情的煎熬中,萧红写就组诗《苦杯》以遣怀:“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在与端木蕻良的婚礼上,萧红的一番说辞,更是暴露了对男权中心的潜意识认同,折射出无所遁形的自卑感: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童年父母之爱的缺失,令萧红变本加厉地渴望爱情作为补偿。在近乎饥渴症的病态折磨下,她将幸福的幻想寄托于爱情,深陷情感依附的泥沼,孤注一掷,无法自拔。一如伏波娃所言:“她懂得了,要获得幸福,必须被爱,为了被爱,必须等待爱情。女人就是睡美人、驴皮公主、灰姑娘、白雪公主,就是接受和忍受的那个人。”可悲的是,她愈是疯狂地寻找依靠,却愈是找不到依靠,徒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洛神之名,却落得“神女有心,襄王无梦”,好似一叶浮萍,漂泊无依。
作为始乱终弃与薄情寡性的受害者,她将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归因于女儿身。“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临终留下不甘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海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世人看。生平受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以嘶声吶喊,为颠沛流离的短暂一生,画上震颤人心的休止符。泣血的文字,不正是她悲剧人生的写照吗?
在爱与不爱之间:
特立独行的女性挽歌
萧红香消玉殒,引一众才子仰天长叹。
聂绀弩凭吊:“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戴望舒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萧军哀叹:“生离死别已吞声,缘结缘分两自明!早有白头吟约在,陇头流水各西东。”
端木蕻良低吟:“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可惜萧红在世之时,却总是被抛弃、被伤害、被漠视。在爱情上,她是“弃女”,有“花自飘零水自流”的无奈,却也是“烈女”,有“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任性,直面“比青杏还酸”的宿命。为了爱,她奋不顾身,永不放弃,最终客死异乡,永不瞑目。萧红之死,何尝不是对男权社会的控诉,对妇女解放的反思?
自由主义者的黄金时代
东渡日本的萧红,曾经在写给萧军的信中说:“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难道这就是萧红的黄金时代?
笔者绝不敢苟同!
电影《黄金时代》海报
萧红的黄金时代,其实早在呼兰河畔的后花园已经悄然萌芽:“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
那是《生死场》对于死生之间的“力透纸背”,以及女性作品“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的“明丽和新鲜”。
那是《呼兰河传》作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经典存在。
那是童真文字的涂鸦、自由天性的呓语,以及袒露在苦难肉体之外,无邪灵魂的吟唱。
当电影《黄金时代》的画外音悠然响起: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
……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
笔者如遭雷击,深信不疑!
( 作者系《大公报》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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