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_奥地利学派主要观点

2019-11-03 14:08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主要学什么的 有关于他们的一些书籍吗 大家能推荐基本的几本来看看不

  • 问题补充: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主要学什么的 有关于他们的一些书籍吗 大家能推荐基本的几本来看看不
  • 简介: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 卡尔·门格尔(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1890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下文力求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作简要回顾,着重介绍(1)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2)该学派的核心观点;(3)该学派及其观点与其他主要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关系;(4)目前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系的各种学说及观念。代表作: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89),柏姆-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889)。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
  • 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什么提倡金本位

  • 问题补充: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什么提倡金本位
  • 首先说明,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时,世界早就已经放弃金本位制了。金本位制,通俗的说就是纸币和黄金挂钩,国家以法定形式规定一定单位的纸币可以固定兑换一定量的黄金,这时一般等价物依然是黄金,但由于其交易不方便,所以政府发行纸钞来表示黄金,这样交易起来就方便多了,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金融危机时,金融系统的流动资金短缺,面临着系统性的危险,可能危害到一国实体经济,这时现金就显得尤为珍贵。政府通常需要加印钞票向金融系统注资来挽救它。而如果一国继续保持金本位制,黄金的存量又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加印钞票就意味着政府没有那么多的黄金用以满足人们的兑换要求。如果这时还坚持金本位制,政府就无法加印钞票挽救金融系统。因此只有放弃金本位制,即政府宣布纸币与黄金脱钩,以前一定单位的纸币不能再兑换那么多黄金,政府才能够加紧印钞,为摇摇欲坠的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以挽救金融危机。
  • 如何客观地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

  • 问题补充:如何客观地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
  • 奥地利经济学派(英语:Austrian School)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欧根·冯·庞巴维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穆瑞·牛顿·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你这个问题包涵的内容太大了。奥地利学派的大神们个个都是顶尖的哲学家,他们搞经济学跟哲学一样晦涩。不知道你的经济学基础怎么样,被学院派毒害的程度怎么样,我大体讲讲体会。经济学现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同样的现象,不同的解释,相反的预测,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按武侠小说的标准,古典学派就是少林,天下武功出少林;凯恩斯学派就是武当,武功出少林,但是练法几乎相反;奥地利学派那是逍遥派,人少武功高,悟性不足不能入门,而且别人练功正行经脉,他们是逆行的。但是,天下没有最厉害的武功,只有用功夫的人。有人专精一门,有人博采众家,但面对对手怎么打,才是关键问题,独孤求败说,无招胜有招,就是这个道理。奥地利学派论人,可以说是最牛的,个个都是无招境界。论招,是最次的,几乎没有啥是能够留给弟子学的。悟性不够,研究了奥地利学派的问题研究了100个,遇到第101个,仍然解不出来。这么看,奥地利学派乃是最重意不重形式的学派。我曾经拜读过奥地利学派的书,被他们的思想的深邃、宏大和精细所深深吸引,但是看完之后,要说自己学到什么了,却一点也说不出。这就是我的体会。
  • 你如何看待奥地利学派,,比如米塞斯,哈耶克?

  • 问题补充: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价值何在 /
  • 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他被广泛视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对于法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经济计算问题〕 哈耶克是20世纪学术界对于集体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哈耶克相信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即使是那些在理论上根基于自愿合作的集体主义形式亦然)最终都只有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机构加以维持。在他的著名著作《通向奴役之路》(1944)和其他作品里,他主张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 他创造了交易经济学一词来称呼“自我组织的自愿合作制度”。 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 哈耶克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 〔自愿秩序〕 哈耶克认为自由价格机制并不是经过刻意介入产生的(亦即事先由人们刻意加以设计),而是由自愿性的秩序—或者称之为“由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产生的秩序所领导。也因此,哈耶克将价格机制的重要性提升至和语言同等重要。这样的思考使他开始推测人类的脑袋如何容纳这些行为。在1952年的The Sensory Order中,他主张是联结主义的假设形成了神经网络和许多现代神经生理学的基础。 〔商业周期〕 哈耶克对于资本、货币、和商业周期的著作被广泛视为是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 首先他避免以货币理论作为商业周期的全盘解释,并提出一个根基于利润而非利息上的特殊解释方式。哈耶克明确指出大多数正确的商业周期解释方式都是注重于现实上,而非数据上的波动。 〔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 大多是从他认为人类知识有限的理论上衍生而来[2],以及在他理论中自发性秩序社会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他主张一个以市场秩序为轴心组织的社会(之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仅只限于保护必要的市场和个人运作安全),这便是从他对于人类知识有限的道德哲学理论所衍生的。在他的科学哲学理论中,哈耶克大力的批评所谓的科学万能主义—错误的将科学研究方式强加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上,导致在实践上产生相反的结果。通常这牵涉到在哲学上强行要求明确验证,错误的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可以简单的用二维的线形图表进行。哈耶克指出大多数科学都牵涉到复杂的多线形和多变量,而经济学和非设计秩序的复杂性则有如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一般,强加一般的科学研究方式只会造成错误的结果
  • 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相比哪个影响较大?

  • 问题补充: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相比哪个影响较大?
  •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时而交锋,时而合作,亦敌亦友,相互成就。这两个学派在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政府政策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分歧。有时,两个学派的学者对于他们都喜欢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也不能达成一致。尽管存在着诸多分歧,两个学派在发展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在思想斗争的严峻时期反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等方面,都起到了成功的作用。同时,两大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凭借着自己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芝加哥学派: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开始预示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这种衰落及其后的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或理论范式(paradigm)的转换在社会学中的经典个案。  有关芝加哥学派衰落原因的分析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ofSociology)的研究主题,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决定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与制度背景。应该说,导致1935年后芝加哥学派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国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潮已经回落,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城市生活已经多少变得井然有序,人的边际性也开始减少;包括社会学力量在其他学校的崛起,比如,由索罗金创办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战后因帕森斯在理论方面的建树和塞谬尔·斯托弗在方法上的贡献而异军突起,而社会理论家默顿和定量化大师拉扎斯费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也结成了与哈佛相似的这种具有挑战力的学术犄角;也包括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本身的问题,在老一辈社会学家相继退出之后,从30年代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其学生不断流向其他学校(斯托弗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教师关系紧张,连续两次系主任之争(1951和1956)使得已经成为中坚力量的布鲁默、里斯曼、沃纳和休斯陆续离去;还包括美国社会学已经从齐美尔的人道主义和解释性传统,转向高度定量化和统计性的,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社会学家普遍怀有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最后,造成芝加哥社会学衰落的直接原因是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社会学才俊,组成了一个在思想上脱离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传统,在制度上则脱离了芝加哥的组织约束的青年社会学家团体,其反叛的标志是创立了另一本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SR)。新的强势集团在东部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浮现,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和美国社会学会长达数十年的统治。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社会学派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贡献首先体现在它为社会学这门在欧洲孕育多年的学科奠定了最初的学科化和制度化基础。  尽管早在1839年,法国人孔德就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并为创建一门实证化的社会科学提出了完整的构想。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包括马克思、迪尔凯姆、藤尼斯、韦伯和齐美尔在内的众多欧洲思想家都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做了完整的铺垫。但是,因为知识背景、学科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在欧洲一直没有在大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古典哲学和人文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经验品质鲜明的社会学生长的知识藩篱,而且欧洲的学术体制也没有给社会学留出多少发展和生存的余地与空间,这从上述名闻遐迩的经典大师的个人遭遇中可见一斑,他们在生前几乎没有任何人获得过社会学教授的学衔(即使是幸运的迪尔凯姆也只获得了半个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他的另半个学衔是教育学教授),大多数欧洲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在合法的学科体制之外从事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成立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出现,改变了上述欧洲社会学的窘迫。因为美国社会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所经历的快速的都市化、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日益增多的移民、城市和劳工问题,出现了强有力的并有着广泛群体基础的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对高等教育构成了高度的需求;而1876年肇始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高等教育革命,在提高学术质量的同时,又使美国大学在规模和数量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扩张,这种扩张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许多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提供了可能。不过,尽管美国的许多大学,如哥伦比亚、堪萨斯、密执安、耶鲁、布朗,在19世纪末期也为社会学进入美国作出了诸多贡献,但从学科的意义上说没有一所大学的贡献能和芝加哥媲美。芝加哥创建了第一个社会学系、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第一个社会学学会……这些第一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们为社会学找到了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场所。其意义绝对不亚于孔德为这门学科赋予了一个崭新的名称。  芝加哥社会学的第二个贡献,是真正开始赋予社会学以经验和实践的品质。这种倾向改变了原先欧洲社会学的思辨和理论偏爱,使得孔德的设想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实践。其实,这一品质的具备和我们前面述及的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情景密切相连,决定了社会学和其他许多新兴的社会科学一样,是因其政治和实践主题获得其学术家园的,这种情形和欧洲完全两样。以托马斯和帕克为例,前者的《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而帕克社会学的经验品质不仅体现在他对黑人与芝加哥社区的研究之中,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研究领域的确定之中:他的7-8位学生曾获得过洛克菲勒地方社区奖学金,而他们的研究对象无一例外是芝加哥这个飞速发展的工业城市。  像芝加哥学派的贡献一样,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局限是由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先天不足决定的。换言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尽管同欧洲同行相比,包括斯莫尔、帕克在内的芝加哥学人幸运地获得了社会学教授的学衔,但他们和同期的美国其他社会学教授一样,几乎没有人接受过正统的社会学训练:斯莫尔先前是教授神学的,而他的博士学位则是福利经济学;法里斯先是传教士,后来受的是心理学训练;帕克本人则是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与其说这些芝加哥的先驱们是社会学家,不如说他们首先是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社会改革家。而这一先天的不足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芝加哥社会学后来为更为学科化的哈佛和哥伦比亚社会学取代的命运。  第二个局限似乎是由第一个局限决定的。正是因为芝加哥社会学家的非学科化特征,导致了他们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的不足。在理论方面,尽管芝加哥社会学派中也有像乔治·米德这样的圈外人物,但因为我们前述的美国社会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以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的社会学十分突出地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发展和验证解释性理论”。像斯莫尔和帕克这样的芝加哥社会学家即使对理论有兴趣,其兴趣也不过集中在齐美尔那样的不甚严谨的体系上。可以想象,在1937年后由帕森斯发起的理论攻势面前,芝加哥学派自然会不堪一击。除了理论的问题以外,芝加哥学派在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上的缺陷也是无法掩饰的。不仅芝加哥社会学对定量研究方法一直有着天然的排斥,而且定性的人种学方法在早期也是非常粗鄙的,有些甚至和单纯的社会报道没有什么区别。尽管1927年后,信奉“科学社会学”的威廉姆·奥格本来到芝加哥之后,这种倾向有了某种改观,并且培养出了像斯托夫这样的对统计技术几近痴迷的学生,但定量与定性方法间的水火不容也发展到了极端。“在研讨会和午餐会上,统计学和个案研究方法之间也常常会展开争论”。这样一种格局自然后来无法抵御来自哈佛和哥伦比亚的挑战,在那里,帕森斯和斯托夫、默顿和拉扎斯费尔德这种理论VS.方法的学术犄角确实一时无坚不摧。  最后一个局限可能与芝加哥学派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有关。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前芝加哥在美国社会学界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不仅向美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贡献了诸多师资,其自己留用的新的教职人员也常常是自己系里培养的博士。虽然教师学术背景的同质性对学派的维持是有益的,但是多样性的缺乏和综合活力的丧失却是它必须付出的代价。另外,由于不断从自己系里留新的教员,而每一个教员又与系里的某个或某几个教授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于是加深了教师之间的不和。这样,如希布塔尼所言,某种由人员继任问题所带来的组织上的枯竭加速了芝加哥显赫地位的终结。  应交代的是,芝加哥学派自1930年代中期衰落后,并未立即土崩瓦解。事实上,1940年代后,在从米德的思想中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的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还聚集了一批享誉战后社会学界的大师,如布鲁默、埃弗里特·休斯、霍华德·贝克尔、欧文·戈夫曼和大卫·里斯曼等,他们在战后的近20年间继续撑起了芝加哥的旗帜,并因此被人称为“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只是因为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在内的社会学此刻正君临天下,原芝加哥一统江山的局面已经风光不再。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流派之一,名为奥地利学派是因为他的代表性人物大多原籍奥地利,故而得名。事实上他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从发展阶段看,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卡尔·门格尔、欧根·鲍姆·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其中门格尔是公认的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此时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主要限于奥地利及德国等地;第二期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代表人物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约瑟夫·熊彼特,这一时期奥地利学派的影响扩展至英美等国;第三期为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奥地利学派真正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其影响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对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法学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代表人物有穆雷·罗斯巴德、伊斯雷尔·柯兹纳、路德维希·拉赫曼、格瑞德·奥德里斯科等。  所以我觉得就现在而讲奥地利学派的影响更大!
  • 奥地利学派为什么优于马克思主义

  • 问题补充:奥地利学派为什么优于马克思主义
  • 二者的立场不同。思想敌人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 奥地利学派对近年来货币政策的看法

  • 问题补充:奥地利学派对近年来货币政策的看法
  •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商业周期以下列形式展开:低利率倾向于刺激向银行体系的借贷。通过在部分储备银行体系中的货币创造过程,这一信用扩张引发了货币供给的扩张。这又反过来导向一种不可持续的“货币激增”,在此激增期间,“人为刺激的”借贷找到缩小的投资机会。 这一激增产生广泛传播的不正当投资(malinvestments),引发资本资源被不当配置到那些并不能吸引投资的地区(如果货币供给保持稳定的话)。根据某些权威专家的说法,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被看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商业周期理论之可靠性的一个范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争辩说,对于“信用困难”的矫正,通常被称为“衰退”或者“打破景气之门”,在信用创造无法持续时,它们就会出现。他们声称:当市场最终出清时,货币供给突然并且显著地收缩,引起资源重新配置和返回到更加有效的用途方面。 罗斯巴德深受米塞斯的影响,在他的两本重要论著《美国大萧条》和《个人、经济与国家》中,我们不难看到米塞斯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美国大萧条》中,罗斯巴德试图运用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随后发生的经济大危机。他把1929年的危机归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货币扩张,把随后的危机深化归咎为胡佛经济干预政策的误导。 罗斯巴德认为,1929年股市崩溃后的几年,胡佛企图通过设立工业政策来阻止破产和失业,通过扩大信贷政策来支撑下降的工资与价格。这种干预政策妨碍了市场在先前信贷扩张时期带来的生产结构的纠错能力,因此将一常规的危机转化为旷日持久的大萧条。 罗斯巴德对大萧条的解释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57-1960》同年出版,但这两本书对大萧条的解释及其结论基本上是相互对立的。罗斯巴德认为,联邦储备银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追随的信贷扩张政策是通货膨胀泛滥的根源,这是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解释中必备的前提条件。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则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稳定或价格下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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